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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悦正式就任韩国总统 他是否会按下“重启键”？******
中新网北京5月10日电(张奥林)5月10日，尹锡悦正式就任韩国总统。由于与刚卸任的文在寅在政治理念上有明显差异，尹锡悦的就任，被外界形容为韩国国家战略的重启。
资料图：韩国总统尹锡悦。——经济重启
“大韩民国再次飞跃、共同过上美好生活”，这是韩国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公布的新政府国政愿景。委员会说，这一愿景反映了“时代使命”和“国民要求”。
国政目标之下，交接委员会还列出了110项具体国政课题。其中，首要课题是帮助韩国的中小企业把销售额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以求恢复地区商圈的竞争力。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认为，经济政策方面，尹锡悦可能会更多地采取一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相对比较宽松。同时，他会从在疫情中遭受重大打击的中小企业入手，以刺激经济复苏。
此外，“帮助青年人摆脱居住、就业、教育等困境”“成为科技超级强国”以及“建立创新金融系统”等也被列入主要课题。
4月22日，韩国首尔市政府宣布位于首尔广场的临时核酸检测点终止运营，并于当日中午12时起开始拆除工作。中新社记者 刘旭 摄——防疫政策重启
重启经济，还需兼顾防疫政策的平衡。
文在寅政府曾在新冠疫情初期进行严控，此后“与疫情共存”，之后又收紧防疫，种种措施褒贬参半。
随着目前韩国总体疫情形势趋缓。苏浩认为，作为“政治素人”，尹锡悦在疫情防控方面缺乏相关经验，大选时也没有提出更多具体政策。总体来看，如果疫情反弹不是很严重的话，尹锡悦可能依然会采取相对宽松的防疫方式。
但5月8日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当日新增确诊超4万例，自3月底疫情现拐点以来，首次较一周前有所增加。虽然尚不能确定韩国疫情已经出现反弹，但有韩媒指出，这也为尹锡悦上台后的防疫政策拉响了警钟。
宽松的抗疫措施是为了“重启经济”，但这可能会导致一个矛盾的情况——“防疫措施放宽后，疫情会扩散，反过来又会对经济造成阻碍”，苏浩表示，这可能是尹锡悦上台后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资料图：美韩军事演习。——外交政策重启
“作为保守政治家，尹锡悦上台后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与美国在军事安全上的配合，政治安全上可能更多靠向美国。”苏浩指出。
从选举开始，尹锡悦就不断在打“亲美”牌——如提出加强美日韩同盟，计划在未来加入五眼联盟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
胜选后，尹锡悦派遣赴美的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更表示，尹锡悦期望将韩美关系提升为更高水平的全面战略同盟。
苏浩分析说，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加大了对所谓印太盟国关系的强化，同时在积极准备“QUAD+”，而这个“+”的首选，就是韩国。目前的韩国，正朝着美国所引导的方向靠拢。
资料图：韩国总统尹锡悦。“这将是一个战略性选择，也将是他上台后的最大挑战。”苏浩强调。
对于目前仍处在低谷的韩日关系，苏浩认为，应美国的要求，韩日双方目前都在进行一些协调。尹锡悦上台后，可能会延续保守派的政治传统，进一步协调韩日关系，加上美国的牵引，两国关系可能会回暖。
针对中韩关系，尹锡悦在胜选后表示，韩中加强合作，有利于两国实现各自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为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互信，促进民间友好，推动韩中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也是相互离不开的重要伙伴。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韩关系实现快速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方愿同韩方共同努力，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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