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揭秘：是谁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为中国谈判？******
揭秘：谁在为中国谈判？
毫无悬念，联合国气候大会又拖堂了。
计划12月13日闭幕的本届大会，这会儿仍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中。
谁在为中国谈判？为国谈判需要什么素质？
风光背后，代表们真实的谈判生活又是如何？
亲历马德里气候大会，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为你揭秘今年的中国代表团。
年轻的联合战队
据国是直通车获悉，本届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超60人，核心谈判代表不到30人，“80后”是“主力军”，平均年龄不到35岁。
这些谈判人员的专业覆盖广泛，包括环境科学、大气物理、国际政治等等，真正专业谈判的出身较少。
代表团成员来自五湖四海。
既有生态环境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科技部等各大部委的代表；也有清华大学和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精兵强将。
用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话说，“我们的谈判团队非常优秀"。
在他看来，这是一支以年轻人为主，朝气蓬勃的团队。"跟谈判对手一比，基本都差个10岁左右。但是水平一点不低，专业能力非常高，而且特别能战斗。”
谈判代表必备素质
赵英民对国是直通车表示，作为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必须具备至少如下四种素质。
——有爱国心。为国家利益而谈判。这是核心。
——有大局观。熟悉国际政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有专业能力。多边场合形势瞬息万变，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反应，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
——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
据国是直通车观察，赵英民团长刚抵达马德里便投入多边谈判和双面斡旋，期间严重感冒，但日程表上满满当当的安排，一个都没有耽误。在日程的间隙，他还经常穿插着会见NGO、记者等与会人士。
"作为一个谈判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意志，有抗压能力。"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孙劲也认为，意志力是关键。
他说，在各种情况之下，对实现目标永远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永远不能放弃你要实现的目标。
跟时间赛跑
“虽然马德里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是谈判代表从抵达的第一天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两点一线、起早贪黑，每天进入会场最早的可能就是中国代表团，离开会场最晚的，也是中国代表团。”孙劲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涉及近200个缔约方。多边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缔约方达成一致。诉求的多元差异，导致谈判进程极其艰难，加时赛已经成了气候大会的家常便饭。
事实上，对于每一位谈判代表来说，大会期间的每一天都在加班，白天黑夜无缝衔接，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
“80后”代表高翔，是复旦大学博士(视频中男士)。
他今年有着双重任务，一个是作为《巴黎协定》透明度议题的联合主持人，另一个是“77国集团加中国”在周期性审评议题上的集团协调员。
今年是高翔连续第11年参加气候谈判。
“每天能睡三个小时就不错了，但是第二天还是缓不过来，因为从头到尾都在开会，没有时间让你缓过来，不敢开小差。”
高翔告诉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他早上一般有三个闹钟，6点一刻响一次，是提醒自己别睡过，6点45响一次，是提醒自己下楼吃饭，7点半响一次，是提醒自己出发去会场。
谈到深夜，代表睡在中国代表团办公室。受访者供图去年的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因所住的地方离会场很远，为了能够把时间用在“刀刃”上，谈判人员经常会选择直接住在会场里。
“谈判会很晚很晚，就真的睡在会场，代表团很贴心地准备了睡袋。”高翔说。
在耶鲁大学拿了环境管理硕士学位的王田(视频中女士)，从2012年开始加入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
回忆起去年卡托维茨大会，她告诉了国是直通车一个故事：因公约秘书处希望可以经常与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进行交流，所以特意为他准备一间离会场特别近的房间，但解振华自己并没有住，而是把房卡留在了中国代表团办公室，谁走得晚，谁就拿房卡去住。
“解主任最让我感动的，不止是把房间留给我们，还跟我们一起坐班车去会场，这样大家就尝试了在班车上开晨会，拿着导游用的大喇叭跟大家沟通情况。”王田说，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让大家多睡会儿。
跟时间的赛跑，绝不仅于此。
每次气候大会的谈判，王田最苦恼的事情是“不敢喝水”。“因为不能上厕所，一谈谈三个小时，走也不敢走。”
吃饭这事儿，经常是个"事儿"。
王田说：“有一天早上我们9点开始开会，开到下午2点，有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说不行了，太饿了，然后主持人给了15分钟时间去吃饭，我就赶紧去找三明治和苹果，然后回来接着谈。”
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上，跟时间的战斗则让高翔“哭着”谈判。
“开夜会到晚上，晚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的隐形眼镜已经干得受不了了。开始不由自主地流眼泪，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边流眼泪边说。”
谈判贯穿全年
没参加气候谈判前，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处长陈志华眼镜的度数才100度左右，当了12年的气候谈判老兵，度数变成了400多度。
“熬夜、看材料，用眼过度视力就变差了。”
他告诉国是直通车，气候谈判不是仅仅发生在每年两个星期时间的气候大会上，更多的工作是在大会之外，进行运筹和谋划的，而且这样的磋商极为频繁。
基本上在2011年以后，他所在的处室每年涉及气候谈判的内容有30趟左右的出访任务，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
“气候大会之外，不是在准备去谈判筹备出访的各种手续各种材料，就是在回来做总结和汇报。”陈志华说，经常往外跑，陪家人的时间很少。
为了去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能取得成果，高翔的邮箱在大会召开前的10月份发生过“刷屏”事件。
“那个时候真的不可想象，因为我们要出案文，我跟美国的主持人和秘书处要沟通，邮箱20分钟就刷新了满满一屏。”
王田说：“其实我们的谈判生活是贯彻了全年的，最后能在气候大会上达成一些成果都是在事前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我以他们为骄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力和贡献亦在加大。
“整个中国代表团在逐步成长，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担任议题的协调员，在整个谈判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大，一方面是中国整个影响力提升的结果，这也跟他们自己的专业素养分不开。”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李高对国是直通车表示，以中国谈判代表的年龄来说，他们的业务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今年气候大会，李高让谈判代表们“放手去做两件事情”：一是学习怎么发挥对谈判进程和议题设置的引导作用；另一个是在透明度问题上打一仗。
效果怎么样？
高翔透露，出于维护议题进展的平衡，为了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问题，如长期资金适应的问题、评审的问题，中国在大会全会上对发达国家拦住而无法推动的议题提出了抗议和反对意见，“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妥协。”
“我觉得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李高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表示祝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团队很好地发挥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是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高翔给国是直通车展示了他获得的一个意外的表彰： 巴勒斯坦外长签发的一封感谢信。
巴勒斯坦是今年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主席，"我作为集团在周期性审评议题上的协调员，对团结发展中国家共同战斗发挥了作用，巴勒斯坦外长签发了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感谢信"。
“应该说在今年的谈判当中，中国代表团团队也在会场会外都引起了各方的高度的评价。”孙劲表示，中国在展现大国地位，展现大国的积极形象，同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和重要的谈判当中，敢于并且善于发挥引导和领导的作用。
在某些议程上，中国也给了一些发达国家非常好的警示。就是说，中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核心利益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而且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自身的目标。
“我非常想对这个团队说，我以他们为骄傲！”李高说。
夏宾
前所未有的考验—浅谈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图片报道****** 宗金柱 一场建国以来等级最高的大地震，把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毫无准备的数百万民众身上，也把毫无准备的我们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新闻大战中，说毫无准备其实并不完全属实，中新社摄影部在四年前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突发事件报道组，以应对近年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突发事件，四年来的报道经历曾经使我们过早地得出一个结论：以目前的准备，我们已足以驾轻就熟地应对中国境内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然而，汶川大地震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从图片报道取得的成绩来看，虽然总体上赢得了胜利，但我们赢得并不轻松。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理应做一个回顾：我们是如何组织策划这次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倾全力于一隅 汶川地震的破坏规模之巨大、影响范围之广泛、持续时间之漫长、地域灾情之特殊，都是前所未有的。与之相应，中新社领导层审时度势，在整个战役报道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图片报道上更是倾全力于一隅。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根据社委会的指示，摄影部立即成立了由王瑶副总编和宗金柱、任海霞组成的图片报道应急指挥小组，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前后方的图片报道事宜。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足够的报道力量，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摄影记者来说，到达现场就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甚至更多。 在地震发生地，四川分社和重庆分社的摄影记者已在第一时间出动，冒着余震的危险发回首批反映成都及附近地区灾情的照片。但分社的人手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摄影记者前往支援，而且，重中之重是尽快把记者派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然而，总社摄影部却面临着一个困难：部门所有14名摄影记者中，有9人正在外地出差，在京的摄影记者又大都是女性，而且各有采访任务在身，只有一人——恰好是曾经采访过丽江大地震的邹宪——可以立刻动身前往地震灾区。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他和《中国新闻周刊》的摄影记者刘震一起出发了。随后，其他在京记者也被动员起来，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出差在外的总社摄影记者和国内各分社的摄影记者也得到了消息，纷纷打来电话请战。 第二个从远道赶往四川的是广东分社摄影记者陈文，他在地震第二天上午跟随一架运送救灾物资的飞机飞往灾区，出发前主动打电话向总社报告行程，摄影部当即指示其留在成都，加入刚刚成立的前方地震报道组。接着，刚刚从美国分社调回总社的老摄影记者贾国荣从北京出发了，刚刚在珠峰完成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任务的年轻摄影记者盛佳鹏从拉萨出发了…… 13日，摄影记者邹宪、郭晋嘉抵达被地震夷平的北川县城，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设法发回首批反映重灾惨况、部队救援、温总理视察的照片；另一名摄影记者刘震正与同行的文字记者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泥石流频发的山路上徒步赶往汶川；同时，总社摄影部与一名军方通讯员取得联系，以国内媒体中最快的速度发来空降兵在汶川准备实施空降的照片。15日上午，长时间与总社和前方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两名摄影记者先后从空中和陆路到达核心灾区——汶川县城和映秀镇，他们成为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赶赴震中灾区的摄影记者之一。 随后，更多的摄影记者从总社和分社赶来。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社迅速集中了15名摄影记者，多批次开往汶川、北川、都江堰、绵阳、绵竹、卧龙、青川、理县等重灾区，不断拓宽报道规模，深化报道主题。 在社领导的统筹安排下，我社在摄影采访力量的投入上充分把握报道节奏，采取了先重后轻、逐次投入、轮番上阵的办法，既注意集中力量，又没有一下子把力道用尽，从而保证了报道的持续高效。在分批轮换中，全社的男性摄影记者几乎全部轮战一遍；王瑶副总编和郭晋嘉则是全国媒体中到灾区采访的少数女摄影记者之一。面对残酷的灾情和万分艰苦的采访，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忘我的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 我们不会忘记，本社的文字记者在采写大量文字稿件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拍摄了大量的现场照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摄影通讯员和签约摄影师，也是我社抗震救灾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关键时刻成为一支有力的支援队伍。 六个和一百个 无论从报道规模还是报道方式来说，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作为皆可称得上一场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国内外各分社都直接或间接地投身其中，发稿数量创下空前的历史记录。据统计，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周内，全社所发相关图片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导致高峰时的单日发稿量达到平时的8倍以上。每天向总社摄影部上传图片稿件的，除了100多名本社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与中新社签约的摄影师。 然而，作为全社图片发稿中枢的摄影部编辑组，连同部门负责人加起来却只有6名编辑(签稿人)，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本来平时值班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毫无调整余地，每逢有人生病或休假，其他人就不得不加班加点，但也尚可勉强支撑。此次遇到这种特大规模的突发事件，人手不足的问题立即严重凸显出来，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地震发生当日，摄影部对图片编辑的值班班次和值班时间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单人班一律改为双人班，夜班时间大大延长，个人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以上。令人感动的是，每到关键时刻，我们中新社人总能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前方记者如此，后方编辑也不例外。每天，他们既要废寝忘食地处理海量的来稿，又要与前方记者进行千头万绪的协调，并随机处置各种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 编辑组每天要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盘点当日报道，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次日报道作出安排。主要是根据灾区形势的发展，提醒记者对报道重点做必要的调整，如搜救工作进入第十天时，被埋者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报道中要体现这种阶段性变化。由于灾区的通讯中断，前后方的联系非常困难，电话打不通，就采取发短信的办法，把社领导的指示、新的报道意图以及最新信息通知前方记者，他们在新的地点找到信号开机时就可以看到。 最初几天，稿件传输遇到极大的困难，有时是因为找不到无线通讯信号，有时是为了节省海事卫星电话的电池，记者只能放弃正常的传稿程序，用尽量短的时间把所有照片一次性发送到摄影部的公共电子信箱，其中许多照片没有完整的图片说明。编辑们不得不一张张查找资料、补写说明，然后再一张张上传到采编系统。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导致夜班编辑无法与美国分社签稿人正常交接班，常常是工作到凌晨二、三点甚至通宵，才能处理完信箱中的所有稿件。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有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以上。 据统计，在震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摄影部签发的地震报道图片超过一万幅(其中对境外发通稿照片2300幅)，接近全年发稿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其它各项工作并没有受到地震报道的影响。同时，我们在百忙中还参与主办了在境外(土耳其)举行的首个抗震救灾展览，参与组织策划了我社主办的“四海同心——海外华人华侨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并为出版抗震救灾画册和举办展览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以策划取胜 在数码相机、互联网充分普及和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拍摄突发事件照片已经不是少数摄影记者的专利，一个新闻单位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在报道策划上下工夫。策划出精品，策划出实效，策划出独家照片。当然，突发事件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任何新闻单位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完善的报道规划，但随着态势的发展而及时调整报道策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策划，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关于宏观策划，我社此次在指挥机制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首次在前方设立了应急报道指挥部，为赢得这次重大战役性报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今后的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下仅从微观角度谈一下汶川地震中的图片报道策划。 ——题材策划：寻找热点盲区。 汶川大地震波及面非常广泛，各家媒体在报道人员救助这一共同热点时，必有一些被忽略的“热点盲区”，及时抓住别人一时没有注意到的热点题材加以报道，是避免题材“同质化”的法宝。地震报道初期，我社摄影部早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卧龙的国宝大熊猫，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以领先国内媒体两天的时间差，最先报道了《地震中抢救国宝大熊猫》这一世界关注的题材，成为广受用户欢迎的独家照片。后来，我社摄影记者任晨鸣再赴卧龙、雅安，跟踪拍摄了“失踪大熊猫被找到”和“卧龙大熊猫转移安置”等照片，形成一组完整的报道。 再如我社记者贾国荣率先发出的“北川堰塞湖存在引发洪水危险”一组图片，也是利用了相对盲区而打了一个时间差，最早报道这一热点问题。其实，所谓“盲区”都是相对的，在新闻事件的演变中，会形成一个个阶段性的新热点，能够在新的热点刚形成时比别人发现早一点，就是成功的策划。 ——角度策划：不忘自家面目。 国内各家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在关注共同热点的同时，又在报道角度的策划上各有侧重，因为读者不同，品位各异，这种策划必然带有浓厚的“受众意识”。作为中新社的摄影记者，我们理应特别关注与海外有关的报道题材，从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来选择报道角度。第一拨摄影记者到达地震灾区后，摄影部反复向他们强调，在第一时间报道灾情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外籍和港澳台人士的行踪。我们率先发出了外国旅游团被营救转移等照片，并提示记者关注60名台湾游客被困的情况，可惜未能拍到。此外，外国救援队开展救助活动、国际救援物资抵达灾区等，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深度策划：用镜头深挖故事。 即使在汶川地震这种特大突发事件中，摄影记者也面临着激烈的“同场竞争”，此时的报道影像策划显得尤为重要。同样的题材如何拍出特色？如何运用摄影语言扩充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是影像策划中的重中之重。地震发生后第二天，针对发回的图片中存在的重面不重点的问题，我们在与前方记者的沟通中强调了“抓细节、抓故事、突出人情味”的重要性，从而扭转了浮光掠影式的泛泛报道。在后来的报道中，前方记者始终贯彻了这一策划意图，通过耐心地跟踪救助被困人员的全过程，拍摄到多个被困人员奇迹获救以及与亲人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增加了图片报道的深度和分量。 ——时效策划：当面抢到的第一。 网络时代，真正的独家报道已不多见，媒体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时效的拼抢上。在汶川地震的图片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不少时效上的“第一”，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第一”来自策划：在所有媒体都预先知道的全国哀悼日报道中，摄影部出动三名采编人员，通过紧密配合，第一个发出了《天安门广场首次为普通民众降半旗》的历史性照片，上了众多门户网站的头条。 回顾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所有的经验教训将被我们铭记。我们相信，下一次将做得更好。尽管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灾难，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亿丰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