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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车企2022年业绩冷热不均 商用车企业表现低迷******

　　本报记者 龚梦泽

　　2022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分别同比增长3.4%和2.1%，保持了恢复增长态势，这也体现在行业个股的业绩预告之中。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截至2023年2月2日，沪深两市共有16家上市车企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其中净利润预增的公司有9家，占比56%。以预告净利润上限计算，16家车企平均年度净利润约为9.6亿元。

　　比亚迪位居净利润榜首

　　通过新能源业务的助力，比亚迪成为2022年国内车市的最大赢家，位居净利润榜单首位。比亚迪公告显示，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突破420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亿元至170亿元，同比增长425.42%至458.26%。

　　比亚迪表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大涨推动了公司盈利大幅改善，并有效缓解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销量方面，比亚迪新能源汽车2022年累计销量为186.35万辆，同比增长208.64%，大幅超越了特斯拉131万辆的年销量，成为去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比亚迪将向300万辆的销售目标发起冲击。同时，比亚迪也在加大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开拓力度。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未来，比亚迪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会加大力度。”数据显示，2022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的销量已经达到5.59万辆，同比增长307.2%。

　　据长安汽车2022年度业绩预告显示，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亿元至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49%至144.9%。长安汽车总裁王俊表示，2022年面对缺芯、限电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依然实现了经营质量稳步提升。2022年市场占有率增幅为10.3%，市值增幅为420%。

　　据统计，长安汽车2022年累计销量达到234.6万辆，创近5年新高。一方面，通过“PLUS”“蓝鲸家族”、中高端UNI序列等产品的投放，长安系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达139万辆，同比增长15.5%。另一方面，得益于电动化加快推进，长安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达28.4万辆，同比增长160%。

　　受益于政府扶持资金，江铃汽车2022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15亿元，同比增长59.37%。公司2022年业绩预告称，归母净利润增长主要是由于期内收到政府扶持资金和青云谱工厂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处置带来的利润增加，冲抵了销量下降、原材料及芯片成本上涨所导致的利润下降。2022年，公司销售了28.20万辆整车，较上年同期下降17.3%。

　　商用车企业业绩下滑

　　记者注意到，以生产货车、卡车为主的上市车企2022年业绩表现低迷。作为商用车上市企业的代表，一汽解放和中国重汽预计2022年净利润分别仅为4.1亿元和2.6亿元，同比分别大跌92%和83%。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2家公司均提及自去年3月份以来，商用车市场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公司全年销量大幅度下滑，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减少。可以看出，2022年由于物流不畅和油价暴涨导致的商用车市场需求大幅下滑，是造成商用车上市车企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客车企业的经营状况同样艰难。业绩预报显示，中通客车、亚星客车和安凯客车2022年预计净利润上限分别为7900万元、-1300万元和-2500万元。3家上市公司均在公告中表示，客车市场需求显著萎缩，导致盈利空间骤降。

　　在年度净利榜单排名靠后的企业中，北汽蓝谷预计全年净亏损达52亿元至58亿元；赛力斯预计亏损35亿元至39.5亿元；江淮汽车预计亏损14.37亿元；刚实现“摘星脱帽”的海马汽车预计2022年由盈转亏，全年净利润将亏损12亿元至18亿元。

　　车市回暖背景下，部分车企业绩亮眼。《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预告净利润第一位和第六位的比亚迪和力帆科技，还摘得2022年车企净利润增幅的冠亚军。据力帆科技业绩预告显示，受益于汽车业务恢复和汇率影响，公司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400万元，同比增长170%左右；实现扣非后净利润3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649.95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对此，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秀阳表示，未来车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在存量领域的厮杀过程中，强者愈强，边缘企业出局将成为下一阶段车市的一大趋势。（证券日报）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